关于新质生产力，社会上已有很多探讨。我想从科技史、产业史与创新史的角度来阐述一下我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
在人类历史上，能称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首先是以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机械动力革命。蒸汽机把人类从数千年的农业农耕文明下沉重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跨时代的进步，从此机器劳动逐步取代人力劳动，形成了生产力的质的差别，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改变也是质的意义上的。
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化学革命，各种化工产业应运而生。化学革命的伟大在于，它能够合成新的物质，创造全新的物质产品，比如化肥的发明。
蒸汽机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土地的生产力并没有随着机器化生产而大幅上升，相反，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吃饭成为全球难题，”马尔萨斯陷阱”应运而生。
然而人工固氮技术的突破、化肥的发明，让粮食增长不再成为困扰人类的瓶颈问题。随后，各类化工产业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完全有别于机械时代，因此也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
人类下一个新质生产力的爆发点，是源于美国的电气化革命。电力的发明与应用，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电的发明非同小可。它实际上是对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力的革命性颠覆。从此机器革命让位于电力革命，人类的力量实现了突破性的增强。
20世纪50年代，信息革命又拉开了一场新质生产力的序幕。以计算机为代表，以网络互联为特征，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为跨国公司的生成与全球化贸易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纵观历史上几次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及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几个令人印象突出的特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伴随着重大的科技创新革命性突破。如果在科技层面没有质的突破，最多是对上一次旧质生产力的缝缝补补，并不能称之为新质生产力。
第二，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产业化的。它不是高高在上，不是空中楼阁，它是落地的生产力，是经过市场化检验的生产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新质生产力是影响深远的生产力，是覆盖面极广的生产力。它不是在单一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而是诱发产业拓展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生产力。
比如，蒸汽机发明后，不仅用于矿山抽水，还被应用于蒸汽火车的发明，这是工业革命的延伸。铁路出现后，机车车身与铁轨打造出了对”新型钢铁”的需求，然后又延伸到汽车产业和飞机产业，就像一个个产业链条，不断地产生涟漪效应，基本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忽视，但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就是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的突破，更重要的，它还是生产关系的转型，甚至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
比如，蒸汽火车催生了铁路，铁路运送大量货物，对货物的组织分配管理，诞生了现代组织管理体系；此外铁路还带来了时刻表，时刻表重塑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准点准时”从某种意义上打造了现代人的行为习惯乃至思维方式。
如今，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汽车被称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但准确地说，”新能源汽车”这个概念表述是不准确的：不能称之为汽车，是因为这种车不是靠传统燃油发动机驱动的，而是靠电驱动的；不能称之为新能源，是因为这种车的能源动力，主要还是靠固态锂电池或各类充电桩提供。而电力来源，尤其是充电式电动车能源来源还是靠燃烧传统化石能源转化而来。这并不是新能源，而是旧能源。因此，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型电动车”。
如果把我国的新型电动车称为新质生产力的缩影的话，那么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不是在”车”上，而是在车载”系统”上，即业内专家经常讲的，中国发展新型电动车的本质不是在造车，而是制造”新型大号智能手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新型电动车，是对传统”燃油汽车”的质的突破，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式。华为的智驾系统和特斯拉的FSD，核心都是打造万物互联的工业互联网、力图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注脚而已。
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我国在很多领域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在形成新质生产力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体现在产业化、覆盖率、社会影响等方面。比如，虽然我国已经在实验室里实现了二氧化碳变淀粉，但是如何实现工业化量产，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
在生态创新方面，我国的战略构想之一是实现芦竹替代，但产业化进程依然在艰难前行。在先进高端制造业方面，我国实现了大飞机从0到1的突破，顺利摘下了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但这些技术与产业的突破，还是处于追赶层面，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质的创新突破。
科技突破+产业体系+连锁效应+社会重塑，是新质生产力的四大”标准构件”。以此来衡量，我国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与形成，还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